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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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1987年，當我決定從一位無線電天文學家轉行進入史學領域時，只想到鑽研天文學史。因此曾有一段時期努力爬梳並分析中國古代一些特殊的天象紀錄，研究成果還算豐碩，也曾刊登在《科學 (Science)》及《自然 (Nature)》等權威的學術期刊上。

　　1990年，專治秦漢制度史的勞榦 (1907-2003) 院士來新竹清華訪問，演講內容論及歷史研究中相當重要但卻受人忽視的四大支柱：官制、地理、曆法和訓詁。十五年之後重新省思這些支柱，雖然自己的功力仍有所不逮，但體會卻益深。當時勞先生曾應大家的要求留下墨寶，他也寫了一幅字給我，內容是：「歷史是不是科學，一直在爭論中。不過，不論是歷史或者科學，都是循著嚴肅的道路，尋求正確的結論。」對照自己的學習歷程，當時還頗覺貼切，此因史學與科學的研究方法均同樣強調客觀理性與邏輯分析。
天文和歷史這兩學科的本質尤其接近，都期盼能還原異時空之下已經發生的事情，只不過尺度和對象不同而已。由於天文學家不太可能完整獲知星空中各種或大或小的環境參數，而歷史學家也不可能具體掌握包括個人、社會和大自然在內的種種因素，再加上時間永不可能回溯，此故，每件宇宙的天象或人類的史事，原則上都是獨一無二的。雖然天文學家和歷史學家都努力去追索事件發生的因果關係，並探尋其規律，但也都得要面對許多的「特例」或「巧合」。

　　筆者在轉行之初所關心的古代天象紀錄，主要是處理物質世界中的課題，但從1990年研究清初欽天監（由西洋耶穌會士和中國天主教徒主導）中所發生的「曆獄」起，開始接觸到異文明碰撞所產生的揉合 (hybridity) 與衝突 (conflict) 等議題 ，自此，個人的研究領域逐漸從內史取向的天文學史，步入所謂的「社會天文學史」 ，接著，又進入天主教史的範疇，也日益感受到史學與科學的分際：雖然兩者均強調客觀理性的推論過程，但史學研究有時還得要追索人的內心世界，並嘗試融入更多的人文關懷，甚至也容許撰寫者個人情感的適當抒發。

　　過去十多年間，筆者針對中國天主教史業已發表約四十篇論文。雖然對奉教、友教或反教人士的生平事跡以及相關史事的研究，常力求能言人所未言，但因受限於論文的篇幅，常覺得自己的研究是割裂的，較缺乏整體性。由於自我期許接下來能從先前治中國天主教史所積累的基礎出發，向外開展至明清史、亞洲史、甚至世界史的範疇，故藉此書的編纂強迫自己對先前的研究進行一整理和小結，做為個人學術生涯中一塊小小的四等三角點 。

　　本書中所收納的課題，雖然有近四分之三屬於自己先前的研究範疇 ，但筆者在此不止於就原先發表的論文略加編次或?改字句，亦嘗試根據學界最新的研究以及新過眼的重要原始文獻，進行大程度的增訂或重寫。又因天主教入華只是近代歐洲海權擴張的一支插曲，故在編寫此書時，亦努力將觸角延伸到中國以外的世界，希望能提供讀者一個較為寬廣的歷史視野。

　　本書第一章嘗試勾勒在大航海時代中，歐洲天主教國家往外拓殖和傳教的歷史背景；第二章介紹深刻影響在華天主教「補儒易佛」策略的瞿汝夔；第三章則鋪陳利瑪竇等早期耶穌會士與士紳之間的對話；接下來的三章，分別以奉教的王徵、魏學濂和韓霖為個案，探索異文化間的衝突與融合；第七章析究韓霖所撰寫的一本裹上濃厚天主教色彩的鄉約：《鐸書》；第八章則以韓霖的家鄉絳州為個案，嘗試揣摩兩百多年來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及其所引發的反彈；第九章和第十章從南明重臣和皇族對天主教的態度，追索耶穌會士如何爭取統治階層的認同；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則將焦點放在「中國禮儀之爭」，探討兩造爭論的原委和各自的心態，以及中國奉教人士所承受的衝擊和後續的影響；最後一章則反省在近代這次中西文明的「第三類接觸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中 ，我們究竟學習到何種歷史經驗。

　　在明末奉天主教的士大夫當中，以被稱作「三大柱石」的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最出名，相關的研究也因此較多 ，故本書乃選擇十七世紀另一些奉教士人（成啟元、瞿汝夔、許樂善、張賡、王徵、魏學濂、孫元化、韓霖、嚴謨、夏大常、鮑英齊等）和皇親內臣（如永曆朝中之兩宮太后、皇后、皇子慈炫、太監龐天壽等）做為主軸，嘗試探索這一代天主教徒奉教的因緣、心態與歷程，並析究他們如何運用其人際網絡以擴張西學和西教的影響力，及其在面對天、儒矛盾時如何自處。此外，亦旁涉明清之際一般士大夫與教會中人的交往情形，希望能對西學、西教在中國社會的影響層面亦有所掌握。

　　做為近代中國第一批信奉天主教的人士，由於他們先前均長期浸淫在中國的儒家傳統和生活禮俗當中，故在接受一個外來的新宗教之後，因無前例可循，其所受到的文化衝擊很有可能遠較後人強烈。本書的書名就以中國傳說中的兩頭蛇作為譬喻，來形容這些夾在中西兩大傳統之間的奉教人士。

　　明末知名的天主教徒孫元化（歷官至登萊巡撫），曾在家中見到一條兩頭蛇。孫元化為此口占一詩曰：
吾聞兩頭蛇，其怪不可弭。
昔賢對之泣，而吾反獨喜。
喜者意云何？以我行藏似。
蜿蜒不留停，奔赴孰趨使？
當南更之北，欲進掣而止。
首鼠兩端乎，猶豫一身爾。
蛇也兩而一，相牽無窮已。
混心腹腎腸，各口頰脣齒。
畢生難共趨，終朝不離咫。
屈伸非自甘，左右何能以。
豈不各努力，努力徒縈累。
殺一誠便一，一殺一亦死。
並存終奈何，聽之造物理。

　　中國自古相傳見到兩頭蛇者必死，春秋楚人孫叔敖幼時即嘗見而殺埋之，以免他人再見，並奔向其母泣別，惟未死。詩中所形容兩頭蛇在決定行止時「首鼠兩端」的矛盾與掙扎，很可以做為當時許多奉教士人徘徊在天、儒之間的適切寫照。孫氏稍後在吳橋之變被叛軍俘虜時，即曾以違反教規的方式企圖自刎以守節 。

　　明清許多奉教士人或許就像前述的兩頭蛇，雖然身具多樣的強勢基因，甚至學會西方傳來之先進天算或火砲知識，但在揉合的過程中，自體卻也很容易出現嚴重的矛盾與衝突（如違反「十誡」的規定，娶妾以傳宗或自殺以殉國），有些人的後代甚至不再入教，而選擇回歸中國士大夫的傳統生活方式。其中涉及瞿汝夔和王徵的兩章，即圍繞在此兩家族相當特殊的婚姻狀況，以探索中、歐兩文明間的異同。而這兩個十分突出的個案研究，應也可對現今頗受學界關注的性別議題，提供一些深具意義的切入點。

　　本書中有最多篇幅討論山西絳州韓霖家族奉教、揚教的過程，及其在後世所引發的反彈。此不僅因為先前相關的研究不多，且因韓氏的生平事跡很可以勾勒出天主教近代在中國的發展脈絡。韓霖因年輕時隨經商的父親四處遊歷，而得以成為徐光啟和何喬遠的門生，並結交東林和復社等名士。他憑藉家族的經濟能力和人脈關係，協助耶穌會士在山西開教，甚至利用地方官宣講聖諭的良機，刊傳融入天主教義理的《鐸書》，並巧妙地將這本融合天、儒的書裹上官方色彩，試圖達到當代天主教人士所追求之「合儒」和「補儒」的目標。韓霖的努力令絳州得以在明清之際成為全中國最蓬勃的天主教教區之一，但同時也引發反教人士積極且長期的對抗。筆者因此嘗試拉長時間的?深，探索兩個多世紀間天主教在絳州生根、沒落與再起的過程，並析究其如何受到外在大環境的牽動。

　　除了天主教與教外人士間的正反面互動之外，教中之人對「禮儀問題」的爭執，也是影響明末清初天主教在華發展極其深遠的事件。但先前的研究焦點多集中於不同傳教會之間的衝突，而較少著墨在中國教徒的反應，故書中也以兩章的篇幅嘗試對這些「被忽略的聲音」進行初步的介紹與探討 。

　　筆者同時希望透過此書能對史學界的學風提出一些逆耳的反省。我們在今日的許多史學出版物中，屢屢可見一些學者不從先前的研究出發，而只是逕自摘抄原典，卻又不曾積極擴充新材料，或嘗試較深入地疏理史料，以提出更合理且具創見的新結論 。這些作者有意避談己文與前人研究間的異同，而某些編輯和審稿者對此一現象的漠視與容忍，更已到了令人難以想像的程度。亦即，在史學期刊中許多後出的論述常不能顯現該課題最高的研究水平，此與科學界的情形大相逕庭。

　　如以永曆朝派遣耶穌會士卜彌格赴歐一事為例，百餘年來對其所攜去之數件官式文書的介紹，不斷出現在天主教史的論著當中，但待解之處並不明顯減少，甚至在摘引文句時都還一直無法做到字字正確，遑論具體提昇相關研究的層次。

　　現今從事中國史研究的學者，若考量地域的限制以及社群互動的情形，大致可分成中國大陸、臺灣、美加、歐洲和日本等五大區塊。由於各區塊均已建立各自的學術傳承體系與論文發表渠道，且分別使用簡繁體中文、英文、法文和日文等不同語文，以致嚴重缺乏互動。亦即，許多中國史的研究者仍處於或安於閉關自守的狀態。我們常可在某些公私場合聽到有學者抱怨其研究結果遭到同行忽視，也許有人會將其歸咎於資訊的隔閡或語文的障礙，但即使沒有此類困難，此一頗令人難堪的現象或許仍舊明顯存在。先前學界極少公開討論或承認這個事實，但我們實在需要尋求更多的共識並投入更大的努力 ，以導正目前的學風。

　　此外，先前許多學者對中文文獻的處理，往往僅加以摘引、陳述和編排，對資料本身常缺乏深入的析探，以致多只能解讀文字的表面意義，而無法萃取出掩覆在表層之下的豐富訊息。且當不同文獻中的說法出現矛盾時，也常不能「傳信存疑，以別史料」，並透過嚴整的邏輯推理法則去覓求較合理的解釋。事實上，現今許多中國史的論著仍不脫「剪刀加漿糊再裱褙」的平面展示模式，而未能呈現人、地、時、物所交錯出之多度空間的縱深。

　　七十多年前，學貫中西、兼通文理的傅斯年 (1896-1950) 先生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他大力提倡以科學方法治史，並揭舉「史學便是史料學」的大旗 。然而，以傅氏為代表的史料學派（又名新考據學派或科學史學派），無可否認地尚未能令中國史學界的治學方法普遍發生質變，此因新史料的開拓及其內涵的精煉往往門檻頗高，故該學派很難以具體的案例持續且強有力地進行面的開展，並與其它的研究傳統明顯區隔開來。

　　但隨著出版業的蓬勃以及圖書館的現代化，再加上網際網路和電子資料庫的普及，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常擁有博聞強識的前輩學者們夢寐以求的環境。我們有機會在很短時間內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並填補探索歷史細節時的許多隙縫，或透過邏輯推理的佈局，迅速論斷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事實上，一個有機會孕育「e-考據學派」的時代或已出現！

　　此故，本書所提及的許多與天主教入華史事相關的人物，雖然大多被收入葉德祿主編、陳垣等撰的《天主教史論叢》(1943)，或方豪所撰的《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1967-1973) 中，但我們現在對這些人生平事跡的了解，應已可自數十年前的水平，躍升至一新的層次，甚至亦能發掘出如成啟元和許樂善等先前不被學界熟知的奉教官紳。然而，如果我們無法在扎實的傳統史學基礎上，進一步運用資訊工具以強化梳理和鑽研史料的能力，而仍舊安於文獻的摘引、覆述與排比，或將愧對科技進展所賦予這一代史學工作者的特殊條件。

　　此外，海峽兩岸史學界的研究範疇，往往自我設限，未能積極擺脫人為的政治國界，並嘗試跨越知識分科的藩籬。故在課題恰當或材料允許的情形下，我們或許也應該多嘗試將視野拉出傳統中國史的格局，並積極在國際史學的主流中爭取該有的發言權 。語多逾格，情則剴切，知我、罪我，開創史學新局應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最後，我要感謝中央研究院的李亦園院士、何丙郁院士、邢義田教授、楊翠華教授，新竹清華大學的陳良佐教授、徐光台教授，臺灣大學的古偉瀛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的朱鴻林教授，北京清華大學的葛兆光教授、張國剛教授，法國國家科研中心 (CNRS) 的林力娜 (Karine Chemla) 教授，澳洲 Macquarie 大學的葉曉青教授，以及許多無法在此一一列名的前輩和友人，他們在我轉行進入史學的過程中，適時給予許多鼓勵和啟發。尤其，清大的沈前校長君山教授是我初學天文時的啟蒙師，多年來他對我在治學和做人各方面的教導，是我一直感懷在心的；他在二度中風的前一日幫我題了書首的字，希望自己未來能努力不負沈師的期勉。此外，我也要對新竹清華大學圖書館、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以及荷蘭萊頓 (Leiden) 大學漢學院圖書館表達誠摯的謝意，他們的豐富蒐藏和館員們所提供的專業服務，讓我得以順利完成此一研究。當然，本書中所有可能的錯誤，仍將是由我自負文責。
書於新竹風城脈望齋寓所
註：
1. 筆者針對「曆獄」所發表的論文已近二十篇，因受限於本書的篇幅，故將另行結集出版。
2. 此一新領域主要在探索天文與政治、社會、宗教等之互動關係，參見黃一農，《社會天文學史十講》。
3. 臺灣許多山岳均設有三角點，做為測量的基準點，其位置通常在山巔，且可透視其它兩個三角點之處。三角點共分成四等，一等的展望度最遼闊。
4. 有興趣閱覽原作的讀者，歡迎參觀筆者自2000年起即已設立的個人網站(http://vm.rdb.nthu.edu.tw/ylh)，先前本人所有已發表的論文，均可在線上閱讀或全文下載。
5. 此借用Steven Spielberg於1977年所導演之著名電影的片名，「第三類接觸」一詞乃美國航空及太空總署(NASA)所使用的專業術語，指的是同外星生命進行的實際接觸與交流。
6. 如梁家勉，《徐光啟年譜》；羅光，《徐光啟傳》；方豪，《李之藻研究》；Standaert, Yang Tingyun。後者有中譯本，參見鐘鳴旦，《楊廷筠》。
7. 此段參見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
8. 李天綱的《中國禮儀之爭》一書，為此課題最新且最完整的中文著述，惟李氏並未得見筆者先前已發表之相關論文。
9. 復旦大學的周振鶴亦曾在〈誰是黃嘉略？〉一文中，直率地批評一些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著述，「集中在大人物與大事件上的偏向，就像近代思想史大都聚集在康、梁、章、嚴身上一樣，對來華傳教士的研究也多偏向於耶穌會士羅、利、湯、南等人。對於這些人物，誰都可以說上兩句，但有時說了跟沒說一樣！」
10. 鐘鳴旦已替中國天主教史編纂出一本厚近千頁的研究回顧工具書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 1: 635-1800，相信應是此領域學者案頭所不可或缺的，惟此書的定價高達US$ 265.00，恐將大減其普及性。
11. 岳玉璽等，《傅斯年》，頁132-162；徐曉旭、朱丹彤，〈論傅斯年的"史學便是史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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