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有人引頸企盼，有人秋水望斷，葉國良教授的大作《經學側論》終於出版了，這是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經」是四部之首，曾是華夏學術殿堂上最耀眼的冠冕。「經學」是繞著六經展開的學問，它也曾是此耀眼冠冕上最炫麗的珍珠。追溯歷史，六經是三代官學的主要內容，它是前代累世相傳的文化積澱之集結，因此，自然有重要的歷史參考作用。前代儒者如葉適、王陽明、章學誠不謀而合，皆表達過「六經皆史」之類的觀點。但六經在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的意義，應該不是在它的歷史面相，而是它被視為「道」的載體。劉勰《文心雕龍》以〈原道〉、〈徵聖〉、〈宗經〉三篇冠首，視為「文」之樞紐。劉勰的論述固然可以視為他對文學史的客觀理解，但這樣的客觀理解其實也是瀰漫華夏文化意識的一種詮釋學意義的詮釋。《漢書•藝文志》說九流十家都是六經之「支與流裔」，馬一浮先生以六經統攝中國固有學術，甚至連外來學術亦可統攝在內。這些論述乍看之下，頗似天外飛來之語，但其語言背後確實有種理據，值得深思。對長期浸漬儒家文化的人而言，中國文化史幾乎可以被視為經學貫穿的歷史。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將秦漢之後的思想流變史，全打為「經學時代」，我們從經學代表的意義著眼，可以有較同情的理解。
但經學進入近代中國後，不免淪為「古道、西風、瘦馬」，氣勢極為衰颯。這樣的趨勢自然也是長期流變的結果，梁任公《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說到清代的經學不出「碎義逃難」四字。風雅一代的學術用簡單的幾個字概括之，自然不會公平。但經學越是在後人的心目中似乎越是維持著「碎義逃難」的姿態，這好像也符合我們一般的印象。梁任公論學術興衰之週期，有「生住異滅」之喻，經學走到梁任公時代，似乎已走入異滅末期，劫難常駐。以往被視為常道的經學在魯迅、吳虞等人的著作中，只堪成為嘲弄的對象。直至今日，經學下滑的趨勢似乎沒有減緩，在無底可探之後仍再探底。
經學是否已完成它的歷史使命，爾後它只能以史料的身分托身於冷僻學院中的冷僻學科之內？對關懷經學價值的人來說，這是個不忍問但又不能不問的問題。經學要恢復到近世前包山包海的盛況，大概不太有機會。但我們如果比較中西平行的例子，或許可以有較合理的期盼。經學在中國的地位類似神學與古典研究在西方的地位，這種類比如果不太離譜的話，那麼，我們期望站在本土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出可以和現代詮釋學相比的現代經學，或叫現代的經典詮釋學，這樣的願景應該不是太過分。
經學要有生機，它需要避免博物館化，發展出更有詮釋效應的論述，這大概是很難逃避的歷史命運。但在發展新論述的過程中，如何善用傳統的資源，如何避免入主出奴，如何「預流」於新出土文獻而又不一窩蜂的隨波逐流。簡言之，如何讓傳統資源成為具有創造力的「基磐」（fore-structure），使得新舊經學可以自然的轉化，並形成一種融合的視域，這當是今日經學極大的挑戰。
《經學側論》一書放在上述的脈絡來看，它的特色就很明顯的顯現出來了。此書的整體風格自然比較接近學院式的經學研究，而不是今日的詮釋學的路線。但此書的文風恰好和梁任公批判的昔日經學流弊「碎義逃難」、「繁衍叢脞」相反。此書的十篇文章的問題意識皆極清楚，行文多精簡潔淨，深得「屬辭比事」之《春秋》教。作者在這十篇文章中提出許多和時賢不一樣的論點，如論《詩經》的貴族性、《中庸》分經傳說之無據、出土文獻的價值不宜過度膨脹解釋等等，其說皆言之有理。筆者認為葉教授的質疑鏗鏘有力，相關研究者不能逃避他的質疑。
我1974年進入台大，其時葉教授是我系的助教。其時的助教多為研究生兼，助教的位階比較特別，其職級大概介於教師與學生之間。多年來，我和葉教授常有論學、共事的機會，每一晤聚，對於葉教授治學之嚴謹、斷語之老到、行文之內斂，總是由衷禮讚。葉教授學問承續屈翼鵬（屈萬里）先生，其行事作風亦神肖之，中文學界對此早有定評。在舉世學風處於非驢非馬、不中不西之際，葉教授能延續老台大「雕琢復樸」之學風於一線，這樣的堅持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顧炎武生平不替人寫序，怕虛言美譽，壞了學術。我不敢為《經學側論》寫序，則是怕世人或認為此書之白璧微瑕，惟在所序非人。但葉教授與我誼兼師友，葉教授有命，義不敢辭。所以雖明知難免佛頭著糞之譏，也只好戰戰兢兢，忝顏妄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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