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個人學術生涯，原從經學入手，就讀研究所時，承蒙屈翼鵬師指導，以其〈宋人疑經改經的風氣〉一文為藍圖，完成《宋人疑經改經考》碩士論文（1978），其間盡力翻閱宋人著作，稍窺治學門徑，至今銘感師恩。逮師辭世，遺命治宋人金石之學，遂從孔達生師習金石及《三禮》之學，亦從裴溥言師讀《詩經》，終撰成《宋代金石學研究》博士論文（1983）。嗣蒙孔師鼓勵：今人罕治石刻之學，可稍事之。其後論述遂以石刻為多，先後出版《石學蠡探》（1989）、《石學續探》（1999）二書；其間雖曾與同事夏長樸、李隆獻兩先生為空中大學課程合撰《經學通論》（1996），而經學論文之發表者屈指可數，雖非無故，然有負初衷矣。
個人教學餘暇，撰文多出隨緣，旁騖既多，不能成學，加以性不積極，或一念自喜，數載之後方事屬稿，或一文草成，擱置篋中者十餘年，以故論述遲遲不成統系；治學如此，唯有自責，以為日後之炯戒。雖然，昔曾受經於師，終不敢或忘，偶應師友之命，間亦有作，唯卑之無甚高論，不自珍惜。近者友人楊儒賓教授負責清華大學出版社編務，蒙其錯愛，三度索取有關經學之論述，擬結集出版。辭不獲已，歸蒐存稿，其勉強合題者，纔得十篇，編為本書，命名「經學側論」，以書中所論，多非正面詮解經文，僅是對經書之性質或經學上之問題作側面觀察耳。
本書所收十篇短論，與《易》相關者一篇，與《詩》相關者三篇，與《禮》相關者四篇，殿以論漢、宋經學史者各一篇。各篇之寫作，雖非依照計畫進行，然因囿於所學，所論終以《詩》、《禮》及漢、宋經學問題為主，故各篇亦間有相關可以呼應者。茲分述如下。
第壹篇論《易林》乃東漢初期涿群人崔篆所作。考《易林》一書雖不在經書之列，仍屬《易》學流亞，且為漢代同類書籍中唯一較完整保存至今者，頗可寶貴。本書所以收入本篇，乃因該書能反映若干漢人《詩》說，可用為三家《詩》說輯佚之資，而該書因作者作時問題歧見紛紜，影響該書所屬家數之論斷，故本文重予探究，主張該書乃崔篆所作。崔篆出身《齊詩》世家，故《易林》反映之《詩》說應以斷歸《齊詩》為宜。
第貳篇論《詩經》之內容所反映者為貴族之文化與生活，目的在破除百年來因社會主義興起而對《國風》一百六十篇詩歌所作之種種扭曲詮釋。本篇先探討「民歌說」之來源，指出其說不足採信，並依據西方學界對「民歌」所下之定義，否認《國風》為庶民所作或反映庶民生活。為支持筆者之論點，逐篇指陳《國風》一百六十篇詩作中述及貴族稱謂、貴族器物衣飾、貴族生活者，共一百三十三篇，而其餘二十七篇亦無描寫庶民文化或庶民生活之明顯痕跡。最後則舉證說明自強調《國風》出於民歌以來已引發極多誤解，迄今未止。
第參篇以劄記形式討論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之問題，凡五則。第一則論該文不應稱為「孔子詩論」或「詩序」，當稱「詩論」。第二則論該批竹簡使用墨節甚不謹嚴，不足為分篇斷章之充分依據。第三則論該文無法據以得出古代有以「頌」、「雅」、「風」為編序之《詩經》版本。第四則論第二十簡「幣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吝志必有以逾也。其言有所載而後納，或前之而後交。人不可干也」及第二十七簡「如此何？斯釂之矣。
其所愛，必曰：吾奚舍之？賓贈是也」，應依古籍所見賓贈之禮加以詮解。第五則論此篇述及《衛風》〈木瓜〉，《王風》〈采葛〉及〈大車〉，《鄭風》〈將仲〉，足破宋人所持「漢儒竄雜淫詩」之說。
第肆篇檢討宋代以來《詩》三家說之輯佚成就與鑒別方法，指出前人之歧見與方法之不謹嚴處，並提出重輯《詩》三家說之建議與應注意之問題。
第伍篇論二戴《禮記》與《儀禮》之關係。文中反對清代今文經學家所主《儀禮》乃孔子手訂完書之說，主張《儀禮》內容不完整，不敷漢帝國之使用，故《儀禮》博士取其他禮書編成二戴《禮記》，以為講學之資，故其內容有互補性，而篇第則零亂不整。至於唐代官定《五經》以《禮記》取代《儀禮》，乃因社會環境業已變遷，《儀禮》所載多不符後世需要所致。
第陸篇介紹宋儒林之奇之〈大學〉改本。該改本數百年來不為人知，而為筆者首先在林氏文集（四庫館臣輯佚本）中發現。該改本雖不見學者引述，但前承程顥、程頤二改本，後啟朱熹、董槐二改本，痕跡至為明顯，本篇因詳述其間曲折，並指出林氏改本之要義與其學術之心學傾向有關。
第柒篇以宋儒晁說之〈中庸傳〉為例，反省古禮書之研究方法。文中指出晁氏〈中庸傳〉本係為反對王安石新學新政而作，其說竟引發後世各種〈中庸〉改本，而此因緣為經學史家所忽略，學者因而誤入歧途者頗眾。文末又論晁氏據《大戴禮》曾子各篇與〈中庸〉而揭示曾子與子思之傳承關係，頗值得今人注意。
第捌篇論郭店所出戰國儒家竹書乃曾子、子思一系之學。本篇寫作宗旨在反對大陸若干學者對該批著作所屬學術譜系之認定，故除無異議者外，論定〈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五篇亦皆曾子、子思一系之學。論證之方式，先接受宋儒晁說之所主曾子、子思學術有傳承關係之說，取可信為曾子一系之學者《大戴禮》曾子十篇，及可信為子思一系之學者《禮記》〈中庸〉、〈緇衣〉、〈表記〉、〈坊記〉及融入《淮南子．繆稱》之〈累德〉五篇，從思想、內容、用詞等方面，以與郭店竹書相比較，從而得出上舉各該篇之言論並不偏離曾子、子思一系之學之結論，遂亦批駁子思之學出於子游之誤說。
第玖篇論漢代師法家法問題，主張該問題當從守學改學之角度加以詮釋。本篇先申明師法家法之問題並非漢代今文經學所獨有，亦不必將家法與博士、章句混為一談，且漢時對師法家法問題亦有四種不同立場，不宜過度相信清代今文經學家所持西漢人皆堅守師法家法之說。文末建議今後亦當從改學之觀點研究漢代經學史。
第拾篇討論宋代經學之特殊性及其成因。本篇前半為補充皮錫瑞《經學歷史》之說而作，其大意已曾於拙著《經學通論》第二編《經學簡史》中發表；後半則比較唐、宋兩代經學家之出身背景及其經學著作之書名，指出唐代經學家多出身北方門閥，宋代經學家則多為出身平民之南方新興階級，唐代經學著作命名多遵古法，宋代則強調「本義」、「新」、「古」，適可反映宋代「疑經」與「恢復古本」之風氣。
以上十篇，內容或有相關者，如：第壹篇討論《易林》作者作時，涉及《詩》三家說之輯佚問題，可與第肆篇〈詩三家說之輯佚與鑒別〉合觀。第柒篇〈先秦古禮書研究之反思〉涉及「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學術譜系問題，可與第捌篇所論郭店儒家著作合觀。第陸篇介紹林之奇〈大學〉改本，第柒篇分析晁說之〈中庸傳〉，均可印證第拾篇宋代經學之疑改風氣。而第伍篇論二戴《禮記》與《儀禮》之關係，第玖篇論漢代師法家法之問題，第拾篇論宋代經學之特殊性，筆者均對清代今文經學家有所批評或補充，亦可反映筆者對清代今文經學之某種觀點，覽者察之。
最後，須聲明者有三：一、本書各篇均曾出版，故於各篇之末注明出版年月處所。二、此十篇發表時間前後相距二十五年，各篇寫作體例原本不一，茲以結集，已重加整理，使體例歸於一致。三、各該篇收入本書時，不無增刪，拙文若蒙讀者引用，幸以本書為準並賜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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